愚者之虑

Windows 8, Ubuntu and windows 7 triple boot

How cool is that? But I have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Grub thing. The sensible thing to do is to get windows 7 and windows 8 running first and then install ubuntu in windows 7.

So far the windows 8 performs much better than I expected,especially the speedy installation of the softwares. It really wows me. Installation of office 2010 only takes 5 minutes, itunes 3 minutes and adobe acrobate in 4 minutes, way faster than under windows 7. Of course its boot time is also way faster and it shutdowns almost instantly.

转了一圈,终于回到原点

总算可以无所顾忌地打中文了，可以不受限制，不看别人眼色。 多好的感觉啊。

文革是宣扬土共革命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归根到底还是个社会阶层的流动问题。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上爬的规则是学而优则仕。

到了清末，科举被废，普通人要向上爬不知该怎么走了，很多人进了新军，受革命党影响，投进了反满阵营。

到了民国，

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

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  
张友仁  

    
这是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的通讯报导。原在杭州《浙江日报》1946年11月1日、2曰、3曰连载。其中记录了胡适校长在北京大学1946年复员后10月10曰在北平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日这个讲话阐述了北京大学的历史、北京大学的精神和他对北京大学的希望。

胡适校长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是《胡适全集》和其它书刊所没有收集的——作者按语。

三十五年双十节的上午，国会街北大第四院里面聚集了二千多学生，有些在看北大复员学生所贴的标语和<复员通讯．开学特刊 〉，像《拥护胡校长发扬北大传统精神一一学术研究自由， 思想言论自由》，《不分临大舆联大，北大同学是一家》，《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替老百姓宣泄千年以来积压在统治阶级下的苦情与怨恨》，《纪念双十节要加倍努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开学特刊》是贴在六张大桌板上，排立在高大的柳荫下。一共有下列四篇文字：《迎接这新的日子》，对学风问题有深刻的讨论，《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中国的黎明》，《欢迎胡校长》，《双十节感言》。读者之中以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北大的同学最多。他们以期望的心情读着民主战士的墙报。他们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上说：“我们等待着你们，…严冬中等待拿火把的人……你们带着温暖来了，你们更带着勇敢， 带着坚毅，带着自由的精神来了。…是你们给这古城的垂危心脏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你们使它年青，使它的脉搏活跃，…现在我们谨以青年人的热情和正直欢迎你们，追随你们……”

九点五十五分钟，记者随着铃声进入礼堂。那是旧众议院的会议厅。讲台上已经坐有胡适校长和法学院长周炳琳，白发苍苍的文学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训导长陈雪屏，教务长郑华炽，长胡子的越乃搏先生(经济系主任)，杨振声教授，闻家驷教授等三十多位。正厅，楼厅和楼厢上坐满了二千多位同学。胡先生穿着蓝长衫和黑马褂，戴着全丝眼镜。他对着扩音机说：“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开学，举行最简单的开学仪式，这是北大向来的传统习惯一一开学简单。”

这时先生关了扩音机说：如果听不见再用上吧! 于是继续着说：“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隆重仪式，我个人来与同学说几句家常的话。北大的历史，先生们都已知道，然而新来的教授和同学或许不很清楚。”

“北大今年是四十八岁，还不够五十，这四十八年是中华民国的多难之秋．常常开不成学、回忆四十八年的历史，不无可纪念的地方，我现在将北大的历史分作几个时期来说。

“第一个时期，是北大的开创时期，从戊戍到民国五年，从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是称为京师大学堂，甚至被认为官僚养成所，那时参加学术的人都是丈化人，北大已经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了。第一次革命时，，北大学生有响应的思想，也有响应的传单。民国三年，二次革命也有响应的传单与思想，所谓官僚养成所者已引起了满清政府典袁世凯政府的注意。几有解散的危险，假使没有老辈帮忙的话，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第二时期是革新时期，自蔡先生民国五年来北大，到国民革命时代，十一年中可算是北大的革新时期。蔡先生的言论诗文，你们都已读过。同事中也有不少是北大的学生。蔡先生的文章是不带情感的，不善于说话和呐喊， 写文章很少三五百字以上的长章。我们和他同事过，知道先生大公无私的精神，致力为学术的目标。

“那时候来的新人组织的委员会，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组织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员的事。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我举这例子表示蔡先生确能作领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关于剥削校长权力的提议，他说:胡先生提不好，还是我自己提吧! 因此能从全国物色人才，民国五年列十六年，包括五四时代、文学运动、思想革命，北大都享有很大的名誉但是我们现在回忆起来，感觉在蔡先生领导之下，人才并不够多。那时的北大轰动了全国，同时，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经数次辞职到欧美去休息。

“我们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学生，以教育家的资格来长北大，蔡先生大遭政府和军人的猜忌，常以蒋先生的帮助，渡过很大的难关。北大从此被确认为全国学术思想的中心，然而，当事者亦感觉人才不够，到国民革命的前夕，重要教职员学生都不能站在革命的前线，牺牲在军阀之下的颇有人在。”

“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过渡时期，国民革命虽然成功，军阀势力仍然存在。蔡先生此时有志整顿北大，但是政客们不容许这样做，他们想将北大掌握过去，将北大作为政治的工具。结果北大从十七年起等于没有了，变潮平大学区中的一个学院。旧同学奔走呼号恢复北大，那时我们在上海。我说学校不能够永远不死，一个学校的名字虽然没有了，然而既有一段历史就不能被取消或埋葬的。就像历史上的人物不能不死一样。一定要恢复的话，就要把北大做的更好，所以那时候的复校运动并不对学校员责人感到兴趣。这是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北京大学差不多没有了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北大的中兴时期，蒋先生辞去了教育部长来任北大校长。我那时正因办编译委员会的事情北上，在浦口听到蒋先生被迫辞去部长的职务而回家的消息。傅先生和中外学者朋友都觉得应该请先生回来，大家协力助整北京大学。那时侯，北京的教育界真是乌烟瘴气。北平的校长不愿 到北平之外，到全国去请教员，只是在机关里请人兼课，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点钟课的， 兼三四处课的教授、主任、院长。而有系统的缺课法被发明，每周缺一处的课，像本周缺师大的，下周缺华北的，再下周缺北大的。蒋先生来了，找了百万基金来维持北大，利用中华教育基全，设廿二研究讲座，整个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这不能不说是蒋先生的伟大领导。不知者不能了解，当事者知道北大的中兴时期是蒋先生和现任文法各院长和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蒋先生以大公无私之精种，从全国聘请人才。蒋先生请刘树杞先生主持理学院，请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学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顿之权当时文学科因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学院的彻底。蒋先生说：“适之你做请新人的好事吧!去旧的恶事让我去做，你做院长新人由你去聘”。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学提起。不要忘记前校长在中兴时期的伟大贡献和伟大领导。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北大开学了，经九月之筹备，一日而恢复了北大的光荣，甚至比过去更为光荣，至少理科法科更为充实。开学时大家真高兴，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变。那时候起到七七事变的民国二十六年，这七年是北大的中兴期，也是北大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在座诸位旧同事是知道的，打到热河、长城，离北平朝阳门只有三十里了，教育文化机关纷纷将东西南迁。蒋校长坚决地主张北大不应该搬，绝对不搬一件东西，一本图书。不然北大就不能继续做研究工作。因为不搬而得偷来时间努力，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功夫，安心做了四年的工作，那时候省下钱来，盖房子，造了三大建筑、地质馆、新宿舍、新图书馆，但并没有向政府增一钱的预算。造房子安定了人心，他们以为蒋先生一定是有内线的，非但不迁而且添盖房子，大概局势是不要紧的吧!大家充分地利用了蒋先生给的时间，因此北大进步得很快。”

“第五个时期，是抗战开始以后，局面变化得太大，北大放弃了北平，在南京筹备第一个临时大学，这可说是流亡时期，清华北大南开成立联合临时大学。起初迁长沙，一年以后要迁云南的昆明，奉昆明八年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对于这一时期，在座许多北大的同事和同学从昆明来的，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为我并没有参加这一时期，我从外面看去觉得至少有两点伟大值得提的。一、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在极困苦中做研究的工作，使得未受苦的人起了百分之百的敬意。兄弟在国外听到教授洗马桶、抱孩子、煮饭，甚至于教授太太摆小摊卖东西以补助生活，我真是逃避了现实，不配来谈这段北大重要的历史。二、是合作精神。各校沦陷后纷纷迁往内地，组织了不少临大和联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联大能够支持到胜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联合报考和迁校的合作。这点合作精神，不能不说是北大领导之功。蒋先生说合作是不容易的，要办只有北大老大哥让请华南开去出锋头。所以选张伯苓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对外就是联大校长。八年抗战和二年的复员，凡是可以出锋头的地方．都是让他们去的，这种合作精神是很值得崇敬的，凭着这，我相信能够建立新的基础。

“我们现在不敢说，‘新北大’、‘大北大’然，北大是可算新的，因为抗战时期北大已经消纳于联大中，除了在精神上还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北人人。”

“胜利复员之后，人数是大大的增多了。现在报告北大的人数：从联大复员来的七百五十九人，从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的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年级新生和试读生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学院北平区新生九十二人，全国七区招术先修班新生六百八十六人，医学院试读生七人，总计是三千五百一十四人。工学院南京区新生、涛旸区新生还未发榜，此外加上青年军读读生，以及抗战有功将士的子女和其它政府分发来校的，总计大概要超过四千名，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这局面实在很大，(记者纷纷上前摄影)我们觉得责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希望不必说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为梦想，今天我们觉得困难还很多，可是我们的财产，精神的财产，物质的财产都不少，精神上有蔡蒋二位先生的传统，三十年来蔡先生的仪风，自由讲争独立研究的精神，加上抗战八年之中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更不要忘记教员在沦陷期间的奋斗，如尊事教官白雄这给敌人捉去重刑拷打而不屈不挠，敌人亦无可如何，的确是北大精神的表现，我现在代表北大来谢谢白先生(白先生起立，在大家鼓掌声中坐下。)还有孟心史先生、马幼渔先生、钱玄同先生皆在沦陷期间替中国保全了清白和忠贞而逝世了。还有许多职员冒种种困难替学校保留财产。有一位同人抱了蔡先生的油画像回来说，他在多年困难中收藏了这张像片，我看了不禁流泪。还有一位秘书冒极大的危险将研究所有的古物带到上海香港转运美固。又如沈兼士在辅仁大学作地下工作，后来隐藏不住冒险到内地。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坚忍的精神遗产。至于物质遗产，北大在国立和私立大学之中是最有点基础的。这里第四院的十一万册图书，一本都没有损失，北大图书馆五十万卷国书亦未毁坏。仪器方面，虽毁去一些，但大体上还很有基础。农学院是新设的，医学院我在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广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说，在全国不说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

“我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半生在全囚学术思想人格上努力作最大努力，贡献吾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理想不能算夸大，不能算梦想。

“至于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我想有两方面，可以提供给先生批评，给同学考虑。
    
一、提倡学术研究： 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做In—dependent 0r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对此精神作高深的学术研究。

二、对于学生希培养成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的研究、独立的思想。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这“自由思想，自由学术”，为什么不说“独立思想”呢？我用“独立”，因为独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向来的传统是如此，思想当然自由，学术也当然自由，不用再说，而独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最后，对同学们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也成无党无派的。这意思不是说个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样，我们可以信耶稣，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学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参加政府党的左派右派甚至其余各党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说学校只承认各人是学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绝不因学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视，但同时希望个个学生教授把学校当作学校，当作你们的母校，求学问和研究学问，求知做人和训练做事的机关，不要使得学校惭愧，这是老生常谈；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五十六岁才觉得这话意义真深刻，我们若忘了自己是学生，我们会把事情把问题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评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这是武断，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八十五六岁了还在做学生，当初学农，后来学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史和历史，但今天我还是学生。我说对政治不感兴趣，昨天安徽同乡问我安徽主席是谁教育厅长是谁，我皆的确不知道，的确我还未曾学列。人家说我作一年半载小学生是逃避发表意见吗?是客气吗?在我的确希望对政治问题和其它一切问题上永远保持学生的态度。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的哲学家文学家，作《东莱博议》的吕祖谦先生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资格把这八个大字，送给诸位。”(掌声四起)

胡先生请台上各位师长发言，大家都辞谢了，这时先生已经说了一个多钟头的话，因向同学道歉，并宣告开学典礼告成(掌声)

大家在礼堂外面，排成圆形摄影留念。
    
于是各位教授乘着汽车出了北大四院的铁门，临大补习班的同学也纷纷在取脚踏车，有些聚集在柳荫下读墙报。

一九四六年十月

一、引言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今早去愣特区愣头愣脑地和老愣犟了一番嘴，这才发现老战说的很对：我写的文字太多，读者看上几篇还能有深刻印象。如果几百万字都看过来，那就什么印象都没有了。老愣算是个长期坚持在本坛的老同志，连他都对我的基本主张两眼一抹黑，别人还用得着说么？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所以，看来还是得写个简明扼要的提纲，总结一下我对西方文明和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况的理解。所谓提纲，就是只有观点毫无论证，也就是《四书五经》的经典写法，所以特别适合中国读者。有的人觉得我罗嗦，说明他们根本不懂西式论说文该怎么写，只适合看没有论证的提纲。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另外，我觉得阿胖说得很对，该说的我都说得差不多了，应该转回去编完全集，然后转向写小说去。省得大众都看不上我的小说，就连老金都这么说，气死人也。非要去打造本巨著出来给那些小看我的同志看看。用陈忠实的话来说，就是写本死后可以垫在头下装入棺材的砖头书。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所以，这提纲就算是对我那几百万字的政论的扼要总结吧。看过这提纲的同志如果觉得那些观点能成立，就不必再去看我的全集了。如有怀疑，请到我的全集中去找论证。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二、民主、法治、资本主义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１、民主乃是人为设计，不是什么客观规律，并不一定在中国实现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这是国人的一个普遍错觉，其实是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论来的。所有的中国“民主理论家”们都持这种坚定错觉，以为民主如同自然科学确立的客观规律一样，具有普适性和必然性两大特征，却忘了用世界历史和现状对这基本认定作起码“验算”。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非科盲都知道，在自然界中，大多数社会动物包括最接近人类的黑猩猩实行的都是严格的等级社会，只有人类社会的一小部分例外。动物根本没有“自由”、“平等”观念，大部分人类也没有，这完全是鬼子的独特发明。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从科学的角度来评估（也就是超越了“善恶”之类主观价值系统的客观评估），民主的最大优点是为社会组织提供了一种动态平衡和自我完善机制，因而能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缓和各阶级冲突，化解社会危机，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民主理论的基本假定就是《独立宣言》开头那些话，亦即人生而平等，其一系列基本权利不容政府或其他任何群体剥夺。这假定无非是一种信仰，根本无从证明或证伪，但它对人民具有巨大的煽惑力和感召力，能从内部瓦解专制社会，因而在与其他社会制度竞争时能显出强大的竞争力，这就是最后原来只有寥寥数个西方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如今dominate全世界的基本原因。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２、实行专制的操作难度远远小于实行民主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这是因为前者只涉及统治集团，而后者需要全民参与，因此，人民的素质便直接反映了所实行的民主制度的素质。这就是民主制度为何不是普适的——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３、民主制度的实现前提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这是旧话Ｎ次重提，早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讲得无比清楚了，无奈许多人至今不懂，所以只好再度重复。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a、两个硬前提：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１）国家一切威权机构（包括公务员系统、军队、警察、司法、情治以及其他暴力镇压机构或组织）的中立化；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２）国家严格实行法治。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b、两个软前提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１）公民有鲜明的权利意识，知道选举代表自己的权益的代表去为自己争权夺利；在自己的权利无端受到侵犯时知道起来依法捍卫。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２）公民有严格的守法意识，富于双赢的妥协精神，知道尊重竞争者的正当权益，而不是贪得无厌，占了上风便斩尽杀绝；严格遵守游戏规则，服从不符合自己心愿的一切法令。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请奢谈中国在近期内实现民主化的同志们先去考虑这些前提后再发言。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４、民主国家的进化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民主不是善，民主国家也不是类似“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理想天堂，在民主国家仍然有不公、肮脏甚至血腥。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民主不是一个终极目标，民主国家同样有进化过程。初级阶段的民主国家只是建立了民主制度，并未建成民主社会。这种国家的社会成员大多数尚未具备高度公民觉悟（亦即上面说的那民主制度运作的两条软前提），人道主义观念淡薄，民主尚未化为公民的生活方式。俄国、东欧国家、南韩、台湾或许还有日本就是这种民主初阶国家。高级民主国家的公民则具有高度公民觉悟和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欧美民主国家就是这种建立了民主社会，以民主为全民生活方式的例子。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民主社会仍然可以是不合理社会，其中一条我已经反复指出：它遴选的领袖是最能骗取选票的政客而非学者，并不一定具备治国才能。这问题在初阶民主国家特别突出，比较一下陈水扁及其下僚们和二蒋时代的学者官僚的治国才能便能洞见这一点。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５、民主和生产力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民主算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并不一定相对应。以古代希腊罗马生产力之落后，照样可以实行民主制度。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实行穷民主的问题，乃是大部分社会成员是“无恒产者无恒心”的穷棒子，因此民选政府很可能迎合民意采取极端国策。南斯拉夫就是例证。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实行有限民主，亦即将公民权限于具有一定财产的社会成员。这就是英国走过的路。如果中共有心，完全可以抄袭，先把公民权赐给党员，在党内实行西式民主。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已经反复说过，民主不能致富。致富的途径是走资。走资的结果如何，则取决于上层建筑。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如果国家是法治国家，保证了费厄泼赖，则社会健康致富，如战前的德国、日本然。如果国家是人治国家，实行权钱结合，则社会恶性致富，如如今的中国和南美然。前者的财富增长是恒定的，可持续的，后者则导致社会矛盾产生和激化，社会危机出现和加深，最终必然大乱，“七八年又来一次”，大家起来毁掉苦吃苦做挣来的家当，回到石器时代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６、法治的涵义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西方的法是社会各界达成的社会契约，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都要一体凛遵，而中国的法是统治者的单向意志，其制定不但不需要人民同意，而且只针对人民，不适用于统治者，此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语录）。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中国人从无“政府也会犯法”的观念，说明国民毫无法治的基本观念，以“法制专家”和合为典型代表，他如今还在否认六四中政府的严重犯法行为就是明证。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所谓“法治”不是共党捏造的“法制”，乃是rule of law，就是国家由法律治理，执法人员不过是它的人格化而已。它的基本特点是中立，独立于一切社会阶层集团党派的操纵之外，也不能受政府操纵。美国大法官虽然由总统任命，但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在法律面前所有人平等，所以６０年代美国国防部和《纽约时报》打官司竟然败诉，而里根听说法庭宣布刺杀他的凶手无罪后也无话可说。这就是西方的“法治”，不是东方“法家”的“法”。它才真正能做到不屈服于权势。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实行法治的前提就是司法系统的独立与中立。一个被共党控制的司法系统毫无可能不向权势屈服，秉公断案，这连白痴都能想到。所以，那些网上法家该做的事，应该是去游说党中央放弃对司法系统的控制，而不是处心积虑地证明政府镇压的对象罪大恶极。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由上可知，没有实行法治的国家，根本不具备实行民主的资格，也无法实行西式权钱分离，保证社会成员费厄泼赖，其前途就是一天天烂下去，不知伊于胡底。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三、近现代中国不得安宁的基本原因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１、民主观念能在一小部分人类中萌生的生理原因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如上所述，大多数动物社会都是等级社会，就连与人类亲缘最近的黑猩猩也如此，大多数人类社会也是等级社会，但其中一部分不但逐渐进化为阶级社会，而且民主观念还能在一小部分白鬼子中的头脑中萌发。这种现象之所以不在动物界发生，乃是因为人是有智力的动物，可以用脑力战胜蛮力，并能组织起不满者来造反。这种事干多了，个别天才就会质疑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萌生“人权”观念，认定谁也没权利骑在别人头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也可以说民主观念的产生有生理科学依据，虽然并不能证明它是什么科学规律。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２、专制制度长治久安的秘诀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请有兴趣的读者去看我的《中国ＡＢＣ：千年活化石》。简言之，要长期维持一个等级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前提是制造出一种欺骗性政治宗教来，告诉社会成员上下尊卑是天意决定的，万万不可违反。结合了佛家因果报应学说的孔教就起到了这种麻醉剂作用，确保了传统社会的惊人稳定性。西方则从罗马帝国的康斯坦丁大帝开始便使用基督教作为麻醉剂，直到早期的民主思想家们使用上帝的名义颠覆这政治性宗教，使它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３、国学为何打不过洋鬼子而彻底崩溃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主要原因是外患与内忧。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孔教把国家稳定和谐当成其政治宗教的唯一鹄的，以压制人欲和科技发展甚至牺牲国民尚武精神的方式冻结社会进步，来达到社会的静态稳定。因此，在鬼子打进来时，国家毫无相应的工业科技实力甚至合格的军事科学和战争机器去应付强敌入侵，接连丧师失地，以日本和沙俄、苏俄对中国的直接间接侵略造成的亡国危机为外患最高峰，由此导致了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终于发现传统文化不可思议的落后。顽固守旧派拒绝及时调整应变的僵死态度更加速了国学的全面崩溃。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更致命的是鬼子带来了“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以及自然科学常识，导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欺骗宣传旦夕间失效。此类价值观要远比“我命中注定该当贱民”的说教对草民更有煽动力。在这种强大攻势面前，以维护上下尊卑为天经地义的孔教当然要彻底崩溃。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不幸的是，西方传入的自由平等观念只是极度肤浅的口号，于是与痞子造反的千年腐恶传统一拍即合，导致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先后发生，不但陷国家于黑暗之中，而且不分良莠彻底摧毁了传统价值观念，使得现代国人尤其是所谓“大儒”们彻底缺乏对传统文化的起码认知，就连合理的传统价值观念都再也无法重建了。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去善存恶”，只保留了背时传统的悲情国家。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４、中国为何动乱不休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那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得传统最适生活方式变成了最不适生活方式，而我们又没有本事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引入西方文明，缔造出一种符合自己传统而又能与西方文明竞争的新的最适生活方式。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因此，从远期来看，中国必将动乱下去，直至磨合出一种新时代的最适生活方式来。但这光明前景是否会出现，只有天知道。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四、今日中国的重重危机决定了实行民主的必要性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在很大程度上，今日中国面临的危机与晚清颇相似。毛中国之所以取得空前稳定，靠的一是重建中国的封闭环境，二是以欺骗性政治宗教为全民洗脑，通过设置“阶级敌人”作为“人下人对照组”，使得全民出现“人上人”的幻觉，利用乔装改扮的“天命论”（“历史潮流”）证明毛主席和党是上天（“客观规律”）指定的领袖与领导力量。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但这新型政治宗教在国门打开后便步了孔教后尘，进了“历史垃圾堆”，使得中国成了一个没有欺骗性政治宗教作为粘合软件的专制国家，因而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稳定可能，这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史上还从无先例。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危机，就只能效法西方建立民主制度，实现不需要欺骗性政治国教的长治久安。这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必要性，它不是客观规律决定的，也不是道义追求，而是民族把自己从周期性动乱中救出来的唯一选择。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更何况因为共党建立了史无前例的极权制度，不但垄断了国家大部分物质精神资源，而且把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管理权力都抢在手里，获得了空前的政治经济权力，在国家开始走资后能以前人无法想象的高效率把权力化为财富，从而以空前速率腐败，并使腐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深度与广度。腐烂的社会环境把大多数国民都化为心黑手辣无所不为的豺狼，把全社会化成无比凶险的丛林，这种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国家的稳定决不是光靠镇压就能维系的。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五、共党是唯一的希望，也是最大的障碍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１、社会取得实质性进步只能靠党恩赐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我党不但控制了国家的所有威权机构，而且垄断了一切精神资源和信息资源以及大部分物质资源，牢牢掌控了文教宣系统。人民处于绝对劣势，没有任何可能实行西方式理性斗争迫使统治者作出实质性让步。因此，除了统治者事前无法预计的改革措施带来的连锁反应造成的社会进步之外，实质性进步只可能靠共党主动让步取得。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２、党决不会同意实行民主，哪怕在党内实行民主都无可能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a、他们没有这么作的压力。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b、他们绝不愿意放弃能换来巨大财富的政治权力。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c 、在一个奉行狼羊律的流氓社会中，谁主动让出政权就是自取灭亡，不仅要失去财富，还要失去自由甚至生命，谁也不敢这么做。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３、党决不会同意让司法和传媒系统独立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a 、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绝不容许自己的经济犯罪行为被暴露甚至被清算。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b、即使是廉洁的党领袖也决不愿意大批党官僚包括自己的死党名声扫地、锒铛入狱，或至少在政治上死亡。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c、党怕失去对这最重要的两个机构的控制后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被迫从所有的领域里退出，国家失控而大乱。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所以，在中国决无实行法治可能，而“法制专家”如和合辈的历史使命，就是扮演真挚的姚文元，论证得罪政府的一切人罪有应得。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３、因此，在中国的近期远期都没有实行法治遑论民主的可行性。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４、因此，社会危机将逐渐加深，社会不公无望获得彻底解决，贫富两极分化无从遏止。因为无法实行党内民主，中央权威将逐渐弱化。当重大内外危机降临时（诸如全国性严重经济危机，台海战事等），就要引爆党内矛盾，党内野心家以此为借口“吊民伐罪”讨伐中央，使得党失去对全局的控制力，进一步引发各地自发或受控骚乱甚至军阀混战，全国化为修罗场。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六、暴力革命并不是消除中国进步障碍的途径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１、现代条件已经使得统治者全面垄断了现代暴力手段，人民stand no chance。暴力革命已无发生可能。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２、通过暴力革命谋求社会进步的基本理论是：为了发动暴力革命，推翻强大的统治者，必须把革命政党组建成一个政治军队，把所有的资源和权力集中在一个司令部手上，使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非常权力，才能保障战斗力。在推翻统治者后，再由这个绝对独裁的司令部将各种政治权利恩赐给人民。此乃白痴笑话。指望从血海里爬出来的铁血强人恩赐民主，其希望比指望被骄奢淫逸的生活弱化的老统治者恩赐更微渺一万倍。因此，暴力革命只会造成社会大幅度倒退，反而使得人民原有那点自由都丧失了。
(海纳百川 www.hjclub.com)

从孔子思想中归来，我们可以用绝对光速宇宙观这把尺子来衡量一下孟子的思想。孟子生于孔子逝世后近100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而子思又是后人所称的“四书五经”中《礼记》（包括《大学》和《中庸》）的作者。孟子的思想汇编于他所著的约五万字的《孟子》之中。

通读《孟子》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在这近五万字中充满了辩论。由于孟子采用了与孔子相类似的词汇来写他的思想，比如使用仁、义、礼、孝等等。同时孟子又在他的书里宣称他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其实，这也并不令人意外，由于孟子是子思的学生，从血脉上看，是与孔子一脉相承的。于是，后人则比较自然地将孔子、孟子合称为孔孟。但是孟子思想是不是真的和孔子思想一致，要看他的思想中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是不是与孔子的相一致，而不能由于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同时孟子用于阐述他的思想的词汇与孔子所使用的类似。孟子从学生时代起就沉浸在孔子所创造的语言环境里，之后，他很自然地会采用这样的语言来解释孔子的思想并宣称他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人。但这只是一面之词，因为孔子已经无法站出来申辩了。人文的思想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所采用的语言较为精确，而人文思想所使用的语言则比较模糊，同一句话往往会引发不同的理解。两千年来孔孟结合的如此紧密，以至于没有人怀疑这种结合的合理性，正是由于人文思想使用的语言比较模糊所导致的。而今天，我们手中有一把来自自然科学的尺子－绝对光速宇宙观，使得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孔子和孟子思想中的相同以及不同之处。

三纲五常是儒家的纲领

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军训的时候，有一次夜行军，班长走在队伍的前头，他对跟在他身后的学员说：“向后传，今晚的口令是，星光。”结果，口令传到的最后变成了“西瓜”。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件事在传递过程中的不可靠性，有心的班长可能会调查一下传递的过程，看一看是在哪里、何时又是如何“星光”变成了“西瓜”。研究孔孟的异同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先看一看孔子思想经由孟子传递到儒家手里变成了什么。如果变了，我们就可以向回追朔来了解它是在哪里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的。

先秦的孔子时代、乃至孟子时代，儒还只是对书生的称谓。孔子及其学生不知道他们是儒家的代表，同样，孟子也不知道。儒成为一家，并崇奉孔子和孟子是汉朝的事，将孔子、孟子和称为孔孟也是汉朝的事。一般地说，儒家的建立是以汉朝的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为标志的。也就是说，孔子的思想经由孟子传递到儒家手里变成了“三纲五常”。那么，孔子的思想是不是可以推导出“三纲五常”呢？还是孔子的思想是“星光”，而三纲五常是“西瓜”呢？

孔子的思想在上一章有详尽的分析，其主要内容是：“孝”作为传递道的载体是人生、社会的根本，“忠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具有绝对性，“礼乐”作为人的人文时空具有相对性，“仁义”作为人生实践的方法具有多样性。那什么是“三纲五常”呢？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根本，纲举目张。五常是五种基本道德：仁、义、礼、智、信。如此看来，孔子思想与“三纲五常”有着很大的差别。孔子思想中作为基本道德的“忠”和作为传递道的载体的“孝”不见了，似乎演变成了君为臣纲和父为子纲。孔子思想中标致人的人文空间具有相对性的“礼”和作为人生实践方法具有多样性“仁、义”与人的基本道德“信”一起被列在“五常”之中。而“三纲五常”还多出了一个夫为妻纲，并将“智”也列为人的基本道德。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孔子思想与儒家的“三纲五常”有着本质的不同，孔子思想是“星光”，三纲五常是“西瓜”。

自汉朝的儒家建立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论基础后，两千年来，儒家的发展基本遵循着“三纲五常”的脉络。这个“三纲”很是利害。君为臣纲发展出了忠君思想，岳飞的事迹好象并不是两千年中国帝王史中的特例；父为子纲发展出了二十四孝，差一点儿被郭句活埋的儿子要是死了恐怕也不明白他为何而死，并且是不是死得其所；夫为妻纲乃至三从四德使得神州大地到处都是贞节牌坊，每一个牌坊都在昭示着一个被摧残的人性。而五常则是混乱的。五常中的“信”是人的基本道德，这是正确的。但是将“礼”这个具有相对性的概念与“信”并列作为基本道德之一就会造成混淆。而将“仁、义”这两个基于基本道德的衍生概念也作为基本道德就会使本末不清，真假难辨。比如仁和义中都包含着判断的成分，以仁义作为基本道德无疑是将人的判断力也归为基本道德之列，这显然是荒谬的。更有甚者，五常之中居然包括“智”，比起其它四个概念，“智”是离基本道德最远的。“智”就像是工具可以用来建设、也可以用来犯罪。有了智慧，小偷小摸可以变成偷天巨盗，老子就说：“智慧出，有大伪”。所以将“智”作为基本道德与“信”并列，不仅降低了“信”的重要性，而且会鼓励“大伪”的出现。因此，儒家应该是三纲五常的儒家，而不是孔子的儒家。与孟子自称是孔子的继承人一样，儒家只不过是将孔子列为先圣，从形式上加以崇奉。而在思想体系上，儒家一直沿着三纲五常的路走到了近代。儒家号称自己为孔子的继承者同样是一面之词，因为孔子也无法站出来申辩了。

孟子的儒家

自孔子思想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是，如此之大的变化发生在何处呢？儒家举着这个与孔子思想有重大出入的三纲五常，怎么可以号称是孔子的传人呢？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军训的班长，要检查一下这中间的传递过程，看一看孔子思想在哪里转了弯。

首先，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主次关系的三纲在孔子思想里是找不到的。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孔子思想符合人性的绝对光速宇宙观。在这样的宇宙观中，空间是完全相对的，没有哪一个空间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空间可以主宰其它空间。于是，没有哪一个人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主宰其它人。而儒家的三纲却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规定了一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君为臣纲似乎来源于孔子思想中的“忠”，但是通过对《论语》里“忠”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语》里的“忠”并不是忠君这样狭隘。况且，忠是一种道德标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不是拿来要求他人服从于自己的武器。而父为子纲似乎来源于的“孝”，其实父为子纲比较像《新华词典》中对“孝”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孔子思想中的“孝”是道的载体，是人作为“域中四大”之一所具备的道的特性。因此父为子纲与孔子思想中的“孝”是完全不同的。《论语》中有一段话可能与儒家的三纲有些瓜葛，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不是描写君臣、父子关系的。这段话出自于《论语》第十二章：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从政。孔子说；“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

可见上面这段对话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是君要做得像君，臣要做得像臣，父要做得像父，子要做得像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工工、农农、商商、学学、兵兵，就是在什么位置就做得像什么；甚至可以改造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样一来，齐景公的话就变成了：“对啊！如果男不男，女不女，老不老，少不少，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这很显然属于“礼”的相对性，它在强调每个人尽管社会角色不同，但都有约束自己的准则。孔子在这里没有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但是100年后的孟子和荀子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成了君臣、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尽心上》中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于是孔子思想在孟子手里转了个弯，从孔子重点强调“君、臣、父、子”各有自身的界限到孟子重点研究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历史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偏离。尽管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对父子、君臣的关系描述得不清不楚，但是，这种对父子、君臣、夫妻之间关系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儒家“三纲”的诞生。

儒家的“五常”来源于孟子的脉络则更为清晰。上一段中所引用的《孟子?尽心上》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到孟子对“仁、义、礼、智”排比。有意思的是五常之中唯一具备基本道德特点的“信”并不在孟子所列的基本道德之列，孟子仅举“仁义礼智”四德，如同上一段所摘录的那样。而“信”被加入五常之中是在汉代，由于当时五行说盛行，为了配合五行说将“信”列入孟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四德而发展成五常。可见，从孟子到儒家的三纲五常有着一定的传承脉络。儒家可以被称为孟子的儒家，而儒家将孔子尊为他们的先师则仅仅是形式上的，儒家理论中的基本观点与孔子所指出的方向却是南辕北辙的。儒家的三纲将人按照一定的角色而规定主宰或从属地位做法无疑是在人文社会中设立了一些有别于他人的特殊人，也就是暗示着一些有别于其它空间的特殊空间的存在。三纲五常中的这种规定无疑标致着它符合绝对空间宇宙观。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接近西方的宗教，所不同的是，宗教中只有一个救世主主宰着世间万物，而儒家思想指导的社会有着众多救世主，分别主宰着各自的小社会。从庙堂之上的众臣对皇帝的三拜九叩、唯命是从，到一个个多代同堂的大家族，儒家的社会被分为一个个小型的宗教体系。虽然他们所信仰的救世主各有不同（殿堂之上是皇帝、大家族里是家长），但是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他们都相信有区别于他人的绝对空间的存在，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超力量的存在。

在了解了孟子与儒家之间的脉络之后，有必要看一看孟子思想中的那些基本概念都代表了什么含义，从而可以更加清楚孟子思想乃至儒家理论所体现的是哪一种宇宙观。

孟子思想中的孝已不具备传道的功能

《孟子》中关于孝的阐述不算多，五万字中“孝”总共出现了28次。但是这之中，“不孝”的组合出现了11次，“大孝”的组合出现了2次，“孝子”的组合出现了4次。而这些组合都是《论语》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因为，如果孝是道的载体，就无法在孝之前增加否定、比较之类的前缀，也无法在其后增加某些名词来作后缀。例如，不孝就很难解释，总不能说不是道的载体吧；而大孝也不能解释成大道的载体；孝子在这样的理解中就变得更加奇怪了。于是，只有这样的可能，孟子思想中孝已不在具备“传递道”的功能，孟子思想中的孝已不再是“道的载体”。有意思的是，虽然孟子思想中的概念与孔子思想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孔子思想的影子。思想在传递过程中发生了转向，孟子恰恰是那个转向的发生之处。下面是《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说：“不孝有三种表现，没有后代是最重大的。舜娶妻时没有告知父母，就是因为还没有后代。君子认为这就算是告知父母了。”

孟子在阐述孝的时候还是考虑了传递，但是他所传递的不是道，而是人本身。孟子将没有后代作为不孝之首，也就是说孝一定要先有儿子。这完全歪曲了孔子思想中孝的本意，孔子思想中尽管将孝定义为“三年无改父之道”，但在《论语》中，也将师生关系列入孝的范畴。可见孔子思想中孝所表达的传递是人与人之间广义的传递、思想的传递，今天我们学习古人的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就是孝。但是孟子首先将孝狭义为人的繁衍，在这样的改变之后，孝逐渐演变成今天《新华词典》中的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改变，导致了许多不良的后果。首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导致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下的妇女在出嫁之后就要为生儿子而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能不能生儿子这本来属于微观世界的命题，属于由不确定原理界定的部分，也就是说属于命运的一部分，由妇女承担这种来自命运的压力显然是不正确的、是不义的。不仅如此，这种思想还给一些好色之徒提供了玩弄女性的理论依据，由于并不能保证每一次的生育都是男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的世界早就终结了），于是，这些打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旗号的好色之徒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纳妾了。但更为严重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彻底改变了孝作为道的载体这个重要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作为“域中四大”之一的伟大人性就被泯灭了，它突出了人肉体的、基因的、形式上的传递，这无疑是将人的动物属性放大了。

从这一段中，我们看到了孟子是如何转变了孔子思想的。表面上看，孟子的孝也在讲传递，这是从孔子思想中来的，但是，孟子改变了传递的内核。从精神的传递转变为肉体的传递；从道的传递转变为基因的传递；从内容的传递转变为形式的传递。在这样的转变之后，出现儒家的父为子纲也就顺理成章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孟子对“孝”的阐述。由于孟子文章中的段落都较长，完整地引用可能会导致混淆我们讨论的主题。为了防止断章取义，有必要先讲一下所引用段落的出处。以下引用的《孟子?离娄下》中的一段，是孟子与一个名叫公都子的辩论中的一部分，公都子认为经常和孟子一起郊游的一个叫匡章的人，全国人都说他不孝，问孟子为什么与这样的人交往。孟子用下面这段话来辩驳：

孟子曰：“世俗所谓有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

匡章这个人是由于他父亲监督他为善而导致与他父亲不和，于是，大家都说他不孝。孟子并不赞成，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一段。或许人们都已经忘了、或是曲解了孔子的“孝”，或许当时社会上流行“不孝”的说法，孟子也在使用“不孝”来解释“孝”。在这里，孟子列举了五种不孝，而后他辩论，说匡章没有符合任何一条，怎么能说他不孝呢？这段辩论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匡章与他的父亲谁是谁非有澄清的必要。其次，孟子的辩论不符合逻辑，孟子先列举了五不孝，然后说只要不具备这五条，就是孝了。换句话说，这五条应该包含了不孝的所有内容。但是，我们还记得《孟子?离娄上》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匡章有没有后代在这里就不重要了呢？这样的前后矛盾在《孟子》中比比皆是，我们先放一放这诸多疑点，看一下孟子是如何来阐述“孝”的。在上面所列举的五不孝中，有三个与赡养父母有关：懒惰而不养父母；赌博酗酒而不养父母；爱财、爱老婆而不养父母。而后是纵耳目之欲，殃及父母；好勇斗狠，危及父母。这五不孝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子女的一些不良行为造成父母没有得到赡养，或使父母在名誉、身心有所损伤。在这里我们再也看不到“孝”具有任何传递道的含义了。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五不孝，孟子将孔子思想中承担道的传递这一伟大职责的孝彻底改变成了以父母为绝对空间的家庭准则。说到“纵耳目之欲，殃及父母；好勇斗狠，危及父母”当然属于不良行为，应当加以批判和摒弃，但是这并不是可以拿来作为衡量家庭中是否存在“孝”的准则。因为，“纵耳目之欲，殃及父母；好勇斗狠，危及父母”并不比“纵耳目之欲，殃及他人；好勇斗狠，危及他人”更恶劣。以自己的言行使他人受到伤害，这是嫁祸于人。是以自己的言行，危及了他人的空间，这属于越礼。无论受到伤害的人是谁，都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因此，孟子所列举的这五不孝中的后两项属于礼的范畴，不属于孝的范畴。

说到赡养父母，《论语》第二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当今所谓的孝之人，都标榜自己能赡养，可是养个宠物，马匹，也算是能养，如果不敬，和养宠物有何区别呢？”

孔子认为能不能赡养父母，与孝无关，关键在于“敬”。怎么才算是敬呢，它是不是在话语上称谦恭，在行为上和顺呢？我认为这并不是敬的全部内容，敬更多地包含一种发自心底佩服与信赖。电影《真实的谎言》中，当施瓦辛格驾驶战斗机救出女儿的时候，原本在女儿眼里庸庸碌碌的电脑推销员一下字变的高大起来，从他女儿眼中流露出来的类似于崇拜的神情就是敬。敬是发自内心的感情，不仅仅是表面上演给别人看的。所以，敬在这里是双方面的：如果一个长辈，老师不值得人尊敬，一个晚辈，学生不懂得尊敬他人，那何以谈孝呢。可见，敬才是关键所在，只有在长幼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发自内心的佩服与信赖，才能保证传递的通畅，维持人与人之间道的传递才是孝的本质。而当一个家族传承顺畅，长幼有序，人与人之间存在这种发自内心的佩服与信赖，那么养不养还会成为问题吗。

可惜的是孔子思想中孝的含义到了孟子手里就完全改变了，从孟子的五不孝到儒家的父为子纲再到《新华词典》中“尽心奉养父母，顺从父母的意志”，孟子所改变了的“孝”两千年来一脉相承。今天，借用绝对光速宇宙观这把尺子，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两千年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孝”与孔子思想的差别。

“三纲五常”是孔子的思想吗？

作者：turelp 提交日期：2006-12-18 16:59:00

“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伦理观念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后世儒家学说的核心，也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架构，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的行为规范。“三纲”指三种绝对服从的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五种为人处世的原则：即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的提出最早见于西汉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而把“三纲五常”并提，则始于宋代的大儒朱熹。
　　
　　 一些学者认为，“三纲五常”的思想源于孔子，“三纲”是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的总结和概括，而“五常”则是孔子对个人道德修养要求的总结。
　　但只要仔细研究孔子的思想，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虽然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是，后世儒学中的许多思想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这其中有一些是发展丰富了孔子的思想，或者吸收借鉴了其它学说的优秀成果，但同时不可避免的有许多糟粕参杂进去，对后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在研究儒学思想时值得引起注意的。
　　如果说“五常”基本上正确总结了孔子对个人道德修养要求的话，把“三纲” 和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论相提并论，则显然有些牵强附会。
　　我们知道，“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者服从于君、父、夫，是一种绝对的服从关系，这种思想到了明清后，更是发展到极端，从而有了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说法，同时把 “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更是作为个人修养的最高道德标准，培养了无数愚忠愚孝之人和所谓的贞节列女，让无数人成了这种封建教条的牺牲品，上演了一幕幕历史的悲剧，阻碍了民众人格的健康发育和成长，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萎缩与退步。
　　所以，现代人一批孔子，便拿出这些“事实根据”来论证孔子的“罪大恶极”，实在是有些冤枉了孔老夫子。其实说到底，之所以会以讹传讹，混淆视听，无非后世一些腐儒，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对先哲思想的肆意歪曲和篡改，乃至愚民千年，也足见邪说之害。连带让圣人也一同遭到人们的指责和唾骂，进而上升到许多人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攻击，实在是让人痛之恨之，所以也有必要拨乱反正，以正视听
　　下面，我们不妨通过《论语》中的只言片语来看看孔子究竟是怎么看待君臣父子等纲常关系的。
　　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跟后世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一种双向的责任和义务，而后者则是一种绝对的服从关系。
　　孔子认为，要想让臣子终于国君，首先是君主要象个君主样子，有德有识，“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并能对部下“使臣以敬”，才可能让部下尽心尽责，终于职守，
　　如果君主不走正道，倒行逆施，骄奢淫逸，不顾人民的死活，更不知道克己复礼，那么人民完全可以背叛他。更甚者，如商纣之类，孟子说得更直白，就算被杀了，也不过“诛一夫”而已，因为他们的做为本身就不是君王的做法，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既然你身为君王而不做君王之事，那么人民也只能把你当“一夫”，而不是君王。
　　对于“忠臣不事二主”的论调，也决不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都要符合“道”，“仁、义、礼、智、信”，只有符合“道”的原则才行。
　　比如他认为只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也就是说，只有信用符合了道的要求，许下的诺言才可以去实行。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象现代一些武侠小说中的“信”，许多都是不符合“道”的精神的，而脱离了“道”的约束，“信”不仅不应提倡，而是要坚决反对。
　　同样，“忠”也要有忠之“道”，不能是愚忠，否则就是恶，对怎样才算是“忠”，孔子是有独到的见解的，比如一次学生子贡认为，管仲虽是一代名相，但似乎是不能称为“仁”的，理由是管仲以前是公子纠的部下，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乎因此而自杀，而同是部下的管仲不仅没有殉职，最后还做了齐桓公的相，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对此观点，孔子就进行了批驳，他认为，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后，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没有使用武力，就是管仲的作用，而且，齐桓公称霸后，匡正了混乱的局面，人民暂时得到安定，所以，孔子认为，管仲还是符合“仁”的精神的，通过这些言语，我们也不难看出孔子的思想。
　　孔子对逃世隐居的伯夷叔齐十分赞赏，认为他们“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对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出来为周官的精神给予了认可，但是，他对管仲这样的行为也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
　　下面我们再从孔子对父子、夫妻关系的论述中，进一步认识孔子的这些观点。
　　孔子对家庭关系的理想要求是：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长幼有伦，亲疏有序，从而各尽其责，各安其份，可见，无论是对做父母的还是做子女媳妇的，要求是平等的，同样不是单一的绝对服从的关系，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慈父，那来孝子？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许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孝敬父母就是不要违抗违背父母的意愿，实际上，孔子在这里说的“无违”，指的是不要违背“道”或者“礼”，而不是违背父母的话或者意愿。这从后两句话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很显然，孔子要求人们孝敬父母，但孝敬的前提是要合乎“道”或者“礼”，绝不是愚孝，更不是要子女唯父母之命是从。
　　其实，仔细研读《论语》一书，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不愧为一代圣人，他的许多思想观点不仅高明而且精辟，同时具有辩证思想，对他的话，我们需要辨证的、全面、系统的把握和体会。
　　我们知道，孔子所处的年代是春秋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各诸侯国各自为阵，相互攻伐，烽烟四起，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白骨蔽野，礼崩乐坏，纲常全乱，作为一代圣贤的孔子，以天下为己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纲常观点，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即使现代社会，没有纲常仍然也是不行的，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在孔子看来，纲常也是一种“天道”，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普遍信奉武力的现实环境下，孔子不仅认识到“仁治”的重要性，更高瞻远瞩的意识到，只有提高整个社会个体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问题，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所以，他不仅对统治者提出了“仁治”的要求，也对民众提出了遵守天道纲常的要求，就如何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要求和准则，这些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现在要研究孔子的思想和学说，首先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的、系统的、辨证的去理解和把握孔子的思想和精华所在，才可能真正弄清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够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年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断章取意，更不是继续此前一些腐儒们荒谬的观点，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也不是要重复过去的历史，而是在现代物质社会里，人们信仰丧失，道德崩溃，思想普遍陷于迷茫空虚的情况下，希望通过研究发掘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能为今天的时代服务，这和以前的为了统治需要，为了个人仕途穷首皓经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三纲五常

孔子首创的儒家学说，自己虽没有机会付诸于实践，借此干一番惊天伟业，却被其弟子和后人广为推崇。孔子真正走“好运”，是从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开始的。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拔得头筹，大讲孔子的德不孤、必有邻思想，建议武帝“疆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
但请大家注意，董仲舒推崇的所谓儒道，充其量是把儒道与他自己阴阳、经纬之说揉在一起，或者说，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看起来是推行儒术，实际上是借儒学之名建立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枢神经。试问，孔子一心倡导的“以仁治国、以礼治国”的思想，哪个封建王朝真正得以推行？他们之所以要尊孔，只不过借用了一个孔子的名望和仁德幌子。与其说汉武帝推广了儒家学说，不如说篡改和利用了儒家思想，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把玩于手心的宠物而已。
正由于封建王朝不断地在孔子思想中添加自己所需的佐料，使得儒家学说在越来越“完善”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纯正了。但后人们却不管这些，把儒家学说的愚民账，全算到孔子头上。这是极不公正的。
试举两例，以正视听。
1、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之流扣在孔子头上的屎盆子。
“三纲五常”并不是真正的孔子思想。最早提出“三纲”和“五常”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他是在孟子“五伦”道德规范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而造出的。但世人却普遍认为“三纲五常”起源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其实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知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与“三纲五常”有着本质的区别。
孔子的“正名”思想虽然也强调社会等级，但其要义是讲社会分工和责任。并且孔子强调的社会等级是互为条件的，即君礼于臣，臣忠于君，并不是单纯讲臣忠君。而“三纲之道”，强调的是强权统治，突出的是绝对服从，是完全为政治集团服务的。其二，孔子提出的等级观念是一种开放的观念。他强调“有教无类”、“学而优而仕”，也就是社会上的人不论出身贫贱，都可以通过“做学问、修仁德”来走上仕途从而进入社会上层。而“三纲”则强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么一种封闭的等级制。而且孔子的“正名论”，其核心是“以德治国”，强调天下应以君子当道。而封建帝王推崇的所谓儒术，却是“以权治国”。两者不要说同宗，根本不是一码事。
2、孔孟根本不可能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君叫臣死，臣不死，臣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这段话被很多人作为批判孔孟愚忠愚孝的重磅炸弹。其实，这也是张冠李戴的笑话。
孟子曾经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这里，孟子非常清楚地论述了他所倡导的君臣关系，即臣对君并不是也不能是绝对服从的关系。那又从何谈起“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由此推断，说这种话的人，只能是暴君自己。
孝道，是孔子极为推崇的人间之道。但对如何尽孝，孔子讲得也十分清楚。他并不主张愚孝，更不会蛊惑“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看一个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了。故事说孔子的学生曾参是著名的孝子。一天，曾参锄草时误伤了青苗，他的父亲发怒并拿棍子打他。曾参并没有逃走，而是站着挨打，结果被打昏过去。后来曾参苏醒过来，头一句话问的是父亲受没受伤。据此，鲁国人都赞扬曾参是个孝子。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后，告诉把门的弟子，“如果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门！”曾参自以为很孝，并没有做错什么，就请他人代向孔子缘由。孔子说：“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舜的事吗？舜的父亲用小棒打他，他就站着不动；但如果父亲用大棒打他，他就逃走。父亲要找他干活，他总在父亲身边；但如果父亲想杀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现在曾参在父亲盛怒的时候，站着任父亲用大棒打，如果被打死了，难道不是罪过吗？”可见，孔子认为，听话、盲从的都是愚忠、愚孝，都是不对的。
如此看来，世人对孔子和孔子思想有偏见，不仅与孔子的思想局限有关，与后人的理解有关，还与孔子思想被统治阶级篡改利用有关。到底哪些思想是真正的孔子儒术，还是需要认真辨认的。

你得了鲁迅的真传

你这几篇只是不停地控诉，和五四那一代的人不停控诉“旧社会”有什么不同？
你的反儒观点，也基本是照搬五四的那套陈旧说法。儒家思想被说成了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才等级关系，似乎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于是认为中国的转型必须经过将儒家思想铲除殆尽的过程。你看不到儒家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对社会的约束作用。看不到明代儒家士大夫的风骨，更看不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的现代化转型并没经过五四那样的对传统极度自虐的过程。

五四的文化自虐带来了什么呢？

最先提出“非孝论”的胡适，最终尝到了自己儿子胡思杜的不孝，当他看到小胡写的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的时候，不知是什么滋味。
它带来了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中国失去了文化筛选的功能，马列邪教这才趁需而入。中国知识分子似乎要传统的一切，而传统观念中的轻商反商意识却一如既往，最后才在最反商业文明的马教中找到了共鸣和知音。

还是那句话，不管是等级还是阶级社会，或是等级阶级混合体社会，只要阶层之间有通畅的流动渠道，这个社会就会是个稳定的社会。

动乱，饥荒，运动不断的毛时代怎么会是异常稳定的社会？

为什么异常不稳定？

那是因为毛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了一个以行政级别为阶梯的巨大,单一的金字塔结构. 原先中国社会存在的各小独立王国,或者说小金字塔被消灭殆尽, 完全被统合到了以毛为金字塔尖的国家官僚体制的金字塔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要往上爬，假如位于金字塔上层的人不自动下野，下面的人不管才能有多高，有多大的上进心，都很难升得上去，或者非得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口号，比如民主，公平什么的，才能把上面的人拽下来，所以呢，下面的人就很容易被煽动起来，他们希望这么一闹，能将上面的人拉下来，自己升上去，这就是金字塔结构的不稳定性。由于这种结构的不稳定性，社会上层的人要维护自己的地位，为了防止下层民众闹事，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高压手段，通过户籍的限制，传播媒介的严控，来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如果在这种单一金字塔的架构下要满足下层民众的上进心，就只能通过不断扩大政府机构的编制，这样一来呢，政府机构就会越来越臃肿。在７８年以前，官僚体系一方面要求人民爱党爱毛,遵守以党为代表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却将革命神圣化,教育学子们要继承革命另一方面却将革命神圣化,教育学子们要继承革命传统,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等于在向人们宣扬这样一种升迁规则—革命优则仕，运动优则仕。要在新中国的社会金字塔中攀爬社会阶梯,最快的方式便是通过革命。所以在候补精英阶层的脑子里,革命，运动几乎就成了他们人生目标的唯一实现方式。

正因为如此，６６年当老毛号召起来造反，革命时，他们由衷的响应也就没什么可奇怪了。因为,革命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可以说，八九年学生闹事也是由这种思维方式驱动的。要了解当年的事当然不能不提到河殇，河殇提出的主要观点并没有错,那就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商贸,拥抱海洋。可人们对它理解就成问题了。对於商贸，束缚于官本位意识的学子们是暂时学不来的，也是不屑的。八十年代对个体户“倒爷”的称谓就体现了北方文化界对商贸的极端蔑视，他们对西方感兴趣的部分，仅仅限於所谓的“民主”，也就是参政的权利(当官的机会)。所以对於迫不及待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北京大学生们(也就是中国的候补官僚们)来说，领导层的高龄化无疑是自己为官之路上的巨大绊脚石。这种焦躁情绪终於在八九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借胡耀帮的去世爆发出来了，他们要再现”五四的辉煌”,所以就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革命”机会，其势在必得的心态使他们失去了和当局妥协的机会,最后终于导致了流血冲突。

现在的社会正在走想稳定之中。那是因为

五四青年的传统士大夫意识

五四那一代以新青年自居，可在择业取向上，却算不上什么新，仍然是做官。他们传统的士大夫意识仍根深蒂固，和老一辈人没什么不同。

蔡元培就指出过学生的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途径。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深浅，唯问其官阶之大小。“

民国之后新式教育的特点是法政学校非常多。黄炎培曾调查过，”江苏全省毕业生之状况，所就业者，大抵为教育者居大多数，其次为行政机关人员。而为生利之农工商者，竟无一人。“

盖社会积习重士而轻农，工商。贵劳心而贱劳力。千百年养成之。以故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而毕业于农工商学校者，乃至舍而求为官，不得，则求为师以自慰。

张国焘1916年入北大的时候，”同学们还多少有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

如此官本位心态，必然影响到他们对西方政治理念的选择。为什么西方的观念里他们独衷”民主“呢？答案就很清楚了。

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启蒙

谁能担当启蒙的重任，谁有向他人启蒙的资格？

他们需要自我启蒙？

他们对商业文化的态度说明了他们也是启蒙的对象。

不但是兵器比明朝不进步，如果比较一下清朝和明朝的造船技术，满清时代的船不但比明代小，而且还短得多。

为什么呢？

康熙时代怕汉人象郑成功那样在海外建立反清复明基地，

89de理想主义

尽管自己对88，89年的事和很多人的看法不太一样，但读了读摩罗的文章还是被其中
的激情所感动。

由此可见88，89还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尽管它也是个方向迷茫的阶段，还是很值得回味的。

　郭沫若在解放后人格的丧失，巴金文学生命的死亡，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全盘政治化的必然结果。最为致命的是文化人的经济完全无法自立，他们的生存条件，工资，住房，居住地的选择等等已经完全被庞大的国家机器所掌控，他们变成了机器上的一个个小零件，不断被国家机器的操作者随意摆弄。

　现代的文化人要避免落到郭，巴的命运，维持自身政治人格的完整，首先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

独立人格的实现取决于经济的独立

很好！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昂，可贵！

由此可见88，89还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尽管它也是个方向迷茫的阶段，还是很值得回味的。

　郭沫若在解放后人格的丧失，巴金文学生命的死亡，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全盘政治化的必然结果。最为致命的是文化人的经济完全无法自立，他们的生存条件，工资，住房，居住地的选择等等已经完全被庞大的国家机器所掌控，他们变成了机器上的一个个小零件，不断被国家机器的操作者随意摆弄。

　现代的文化人要避免落到郭，巴的命运，做到政治人格的完整，首先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

五四考据学可以休矣

李零贩卖的不过是五四考据学而已

中国近代现代化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向欧美的工商文明接轨，也就是如何将中国的农耕文明嫁接到工商文明的问题。

到底是哪种文化因子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中国该走什么路，该如何调整，五四那一代看不清楚。他们的药方只是打倒孔家店，不读中国书，全盘西化等等。
　他们那一代对西方既崇拜又失望，崇拜其文化武力的强盛，失望其对弱小民族的欺压。后一种的情绪反弹让他们向西方文化中的反主流观念－反资本主义，旨在消灭商业文化的共产主义思潮靠拢。再加上中国人传统思想潜意识里的轻商反商观念，与马式学说进行了成功嫁接，最终马教终成了写进国家宪法的国教。

八十多年后，后来的我们看到了四小龙的起飞，看到了海外华人的成功，也看到了大陆改革开放特别是九二年后的巨大成绩，对近代史的认识本来应有更身层次的提高。可看到李零的言论，很遗憾，他的思想认识还只停留在五四考据学的水平上，还是极力诋毁孔子和全盘西化那一套，毫无新意可言。

五四那一代看到了中国的贫弱，看到了列强的欺压，自然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强国渴望。那是他们远的目标，而迫在眼前的是他们自身人生目标和职业出路问题。

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对西方极端崇拜，然而他们却对近现代西方文化基石－商业文化极端蔑视，对从商的职业不屑一顾。他们的人生目标和职业取向，仍然是政府官僚机构。因此他们最关心的便是科举废除之后一直未能形成的较为公平的“选官（仕）”机制。所以他们对“民主”的口号才会如此热衷。西方思潮中最能打动他们的自然民主“选官”制。于是他们信誓旦旦，坚称：只有民主才会有其它，没有民主就绝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等等。

可后来历史的演变过程让他们目瞪口呆。

什么是五四那一代的认识误区？
为什么我们这一百多年来总是在走弯路？
中国近代迟迟不能向现代化成功转型的根本原因不是很清楚了吗？

这十几年来中国大发展的经历说明了什么呢？

理想和个人动机

   年轻一辈和老一辈确有理念上的冲突。学了点西方皮毛，读了点西方专著的年轻人是不把整天马列和官式话语挂在嘴边的老一辈放在眼里的。对于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年轻人觉得观念老旧的老迈领导层并不能够堪当重任。所以他们认为是“天将大任于我”的时候了。

这里确有理想的成分，但不能否认他们要将老一辈取而代之的潜意识。

　当时极为轰动的“河殇”的播出进一步吊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胃口，年轻人便有种急切登上政治舞台的欲望。“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于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一九八九，也就成为了多事之春。

如果和六十年代的西方年轻人比较一下。民权运动的高尚目标，难道不也和年轻人不想上越南战场送死的个人动机交织在一起吗？

六十年美国年轻人的行为，是对五十年代“FATHER　KNOW　BEST”的反叛，他们和经历二战的GREATEST　GENERATION也有观念冲突，他们更有摆脱老一辈巨大阴影的冲动。CIVIL　RIGHT，PEACE　MOVEMENT给了他们“I　AM　DOING　SOMETHING　GREATER　THAN　MYSELF。”的道德光环，但也不能否认他们不想上战场和摆脱老一辈而自立的个人动机。

　和西方六十年代年轻人多样化的职业出路不同的是，八九年的中国候补精英阶层对政府机构之外的职业出路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对所谓的“官倒”不满，也对当时的小商小贩—个体户也是不屑的，对个体户“倒爷”的称谓就体现了他们对商业活动的极端蔑视。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后，他们等于是被“赶“上了原来他们看不起的商场。这样，才发生了大批的花税人（TAX-SPENDERS）向纳税人（TAX-PAYERS）的转化。

八九事件的仕途被堵效应

六四的血腥镇压使得民众(特别是青年学子们)的政治参与热情遭受重大打击, 人们对政治产生前所未有的厌恶。 对于以官场作为自己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的候补精英阶层,这场风波使他们意识到：官场这条路不好走了,或是走不通了。那段时间的中国的政治气氛极其压抑，中国社会象是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幸运的是, 那种压抑气氛并没有持续得太久。 邓小平渐渐对各级官吏对改革开放的阳奉阴违不满起来, 于是在九二年初南下广东上海,再启开放的步伐。邓的南巡带给人们的信息便是: 官场走不通了,可商场的大门是敞开的。 九二年来的政策实际上可用六个字就能概而括之: 堵官路(压制民间自由派的民主化呼声）,辟商场。在这种政策下，中国社会根深蒂固轻商反商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千百年来人们脑中官本位的文化观念在不得已的政治环境中(政治民主的诉求被压制)被迫进行了调整,长期掌握社会话语霸权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言语,思维上接受了原先他们极为排斥的商业文化,在行动上也成为了积极的参与者。

香港的阶层流动

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经历了不少变动，可香港做为商埠的特点一直没变。英国人主掌了所有行政大权，大批人由内地因为战乱，饥荒等各种因素逃到香港。在香港，没有科举，仕途机会极其有限，因为这是英国人的管辖地。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以工商业作为自己出人头地的主要途径。这里也有个仕途被堵的过程。

台湾的阶层流动

蒋介石带着两百万国军和家眷退到台湾后，台湾的军，公，教等政府官僚机构也随即被在台湾无根的“外省人”所垄断（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对在台湾无土无地无房而政治上又强势的外来人，政府官僚机构是他们的职业和生存的所在）。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不够大，强势的蒋介石得以成功地实施土改，迫使一部分地主失去土地，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工商资本家。对于台湾的原本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政治上的前途也是有限的，政府官僚机构不能成为他们向上流动的主要就业渠道，要向上爬，便只有在工商业发展。以后越战爆发，美国的大量采购创造了巨大商机，台湾的经济也跟着起飞，又进一步加速了“本省人”向工商业流动的态势。
“本省人”向工商业发展，经历了一个仕途之路被堵的过程。